第一章 旧民主主义革命中诞生的山大青年 （一）山西大学的创立和青年群体的产生-凯发ag旗舰厅

1902年，随着山西大学堂的建立，一个新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应运而生。它一经产生,就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政治姿态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广大青年知识分子抱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自觉地投身到山西的争矿运动、反清革命斗争和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潮中。从此,他们的命运就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山西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第一节 山西大学的创立和青年群体的产生

    一、 山西大学堂的建立

    山西大学堂的前身是晋阳书院和令德堂，这两个书院都是全省性的、最高级别的书院，是山西省人才荟萃的地方。晋阳书院是1773年山西巡抚根据雍正皇帝的诏谕即“由省督抚于省会各建书院一所,并各赐金一千两，以为师生膏火之需”，在大原的的三立书院的基础上面新修葺，更名为晋阳书院的。令德堂是张之洞任山西巡抚时，于1882年在太原创办的。这两所书院的院长称为山长，均由巡托聘请全国硕学名士充任。学生由学台从秀才中选拔，主要学习经史、考据、词章等。百日维新期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上折奏请将令德堂改为山西省省会学堂，予以批准，遂将山长改称学堂总教习。义和团运失败后，令德堂被天主教士安怀珍等人强占为临时教堂，山西省省会学堂停办。

    1900年，山西省义和团运动迅猛发展,全省各地教案频频发生，不少传教士和教徒被杀，反洋教斗争轰轰烈烈。1901年春，山西新任巡抚岑春煊电请曾在山西传教多年的英国上海总教士李提摩太来太原帮助解决教案问题。同时，全国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也邀请李提摩太到北京协助解决山西教案。5月李提摩太和寿阳教士叶守真、公理会文阿德代表耶稣教山西教会与李鸿章在北京协商解决山西教案问题。山西“教案赔款”确定后，英方接受教案赔款的代表李提摩太认为山西教案的发生,不能把过错都加在山西人身上，而英国人也难辞其咎。山西文化落后,风气闭塞,是英国人没有善于诱导和帮助。因此，他建议英国政府将所得50万两白银的赔款分为10年归还，这笔赔款不用来抚恤死难教士，而是用来办学，以每年5万两在山西创办学堂，选拔全省优秀学子人学，学习近代学问。李提摩太当面向李鸿章提出这个建议后，紧接着又起草了《上李傅相办理山西教案章程》7条，面交李鸿章，其中第三条再次重申了以山西的教案赔款50万两银子办一所中西大学堂的主张。李鸿章、奕劻当即表示赞同,并让李提摩太全权负责延聘教习、安排课程和管理经费等中西大学堂的创办事宜,同时申明大学堂以10年为期，期满则交由当地政府自行管理。随后电告山西巡抚岑春煊协助办理此事。当时英国公使告诉李提摩太娘子关内局势尚不太平,于是李提摩太遵其劝说，没有去太原，而是返回了上海。

    1901年6月,耶稣各教会推出敦崇礼、史密斯、文阿德等8名代表，来太原与山西官绅协商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具体办法。由于官绅坚持取消“罚款”字样,并提出严禁在校内传授耶稣教义和教会不得干预学堂事务等主张，而李提摩太则坚持校内可以传教，学生有信仰自由,同时他还坚持由英方选订课程，聘请教习，选拔学生，双方争执不下，谈判曾一度陷人僵局。经过反复磋商，李提摩太仍固执已见。为了及早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缓和局势，岑春煊于同年8月派洋务局提调周之骧赴沪与李提摩太面谈，双方于10月在上海议定《创办中西大学堂合同》8条,其中明确规定:“十年之后,学堂房屋及一切书籍仪器，概归晋省，并不估值。”同时着重指出“中西大学堂与晋省大学堂一样看待”，旨在强调教育主权。就在李提摩太与晋省当局协商创办中西大学堂事宜的同时,山西根据1901年8月2日清政府“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的上谕，也准备在省城原有书院的基础上设立山西大学堂。1902年初，巡抚胡聘之奏准设立山西大学堂。3月，委派姚文栋为督办、高燮曾为总教习、谷如墉为副总教习进行筹备,5月8日遂以文瀛湖南乡试贡院(今太原市儿童公园内)为临时校址，接收晋阳书院和令德堂的教师和学生,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山西大学堂。

山西大学堂是我国近代最早设立的大学之一，也是20世纪初省会城市设立的惟一的一所大学，开国内省立大学之先河。山西大学堂设立之后，各省纷纷效仿，创立省立大学堂，中国的教育体制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二、与西学的融合

1902年4月,李提摩太偕同他所聘请的总教习敦崇礼分教习化学教授新常富及6位中国教习抵达太原，准备开办中西大学堂。到太原后，他们发现晋省已办起了山西大学堂，于是向山西巡抚岑春煊提议将该大学堂与他筹办的中西大学堂合并办理，名称仍为山西大学堂,但分为两部分，即在已成立的山西大学堂设中学专斋，专教中国学问，由中国人负责;另设西学专斋，专教近代学问，由他负责。随后将其拟改合同底稿送交巡抚审阅。

岑春煊认为两校合并，事关重大，未敢轻率允诺。他与学台刘嘉琛、布政使吴廷斌、署按察使胡湘林、省洋务局督办沈敦和，以及山西大学堂副总教习谷如墉等人进行了反复的商讨，并征求了大学堂已招收的108名学生的意见，结果赞成者68人，反对者13人,其余弃权。在反复研究合并的利弊之后，大家最终达成一致意见，认为合并办校利大于弊。随后经过一个月的反复交涉，1902年6月7日,李提摩太与晋省当局终于达成了关于中西大学堂并入山西大学堂，改为西学专斋的协议，订立合同23条，以山西官绅代表沈敦和、谷如墉为一方，以代表各教会的总教士李提摩太和敦崇礼为另一方，在新拟的合同上正式签字，送巡抚岑春煊盖印立案,并报请皇帝核准。该合同经光绪皇帝御批后，全文发表在当时的《京报》上。

按照合同的有关规定，中西大学堂并入山西大学堂后，改为西学专斋。山西大学堂原设部分改为中学专斋，其经费与西学专斋相同，每年由省库支付白银5万两。中西斋之外，另设一校士馆(预备班性质)。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02年6月26日，西斋校舍修改工程完工，西学专斋正式开学上课，巡抚岑春煊和省城官绅出席了西斋的开学典礼，山西大学堂正式成立。

山西大学堂之分设中西两斋，实际上有如今日之文理两科,中斋旨在保存并发场中国的传统文化，西斋则对西洋的科学文化作启蒙介绍。开学之日，中西斋学生各200名，学生皆为各县保送秀才一等生中较年轻的，经考试合格后方可入校学习。预科生3年毕业后方可升入本科。山西大学堂创立之初，管理十分严格，每日击鼓上课,打梆下课。每日除上课之外，还有军事体操，功课紧，查堂也很严。学堂对学业优秀者发给优厚的奖金。当时每日必出题考试，教习当堂划分数，每月结算。分数在80分以上者均可得到奖金,85分给八两五银子,90分给九两银子。学生中的上等生每月发给十一两银子,中等生给六两，普通生给四两。

三、新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肆无忌惮的侵略,将中国推进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国人民为此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同时,伴随着封建经济的逐步解体，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定发展。这样一来，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受到来自各方面的猛烈冲击，从而致使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发生了变迁。中国社会的这种变化，为早期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提供了客观的社会环境和存在基础。

第一,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的教会学校。教会学校的学生,是近代中国最早接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最早接触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新式学生，是早期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组成部分。

第二，清政府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创办的新式学校。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为了适应大办洋务的需要，培养外语和技术人才,清政府创办了一些学校。但是这些学校不仅数量少，规模小，而且明显地表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特点。山西大学堂就是在这一时期由清政府批准设立的官办大学之一，她培育了大批的新型人才。

第三,清政府派往各国的官费留学生和自费留学生。这一知识群体的崛起，既是封建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沉沦过程中在救亡意识激荡下的历史产物，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嬗变过程中的新兴力量兴起的标志。山西大学堂中众多的官费和自费留学生都曾在山西大学青年运动中,山西的革命运动中，乃至中国的革命运动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1903年春山西大学堂在太原侯家巷购得民地200余亩，开始动工兴建新校舍，1904年8月，新校舍落成，山西大学堂中西两斋陆续迁入新址。

随着山西大学堂的建立，一个新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应运而生。

山西大学堂中由于中斋和西斋的设立，使得它在创办之初就具有了鲜明的中西文化融合的特色。山西大学堂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恰好处于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上，成为中西文化融汇的载体。尽管这个群体的成员大多来自剥削阶级和其他富裕家庭，劳动人民的子弟很少，但是由于他们所处的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文化氛围，使得他们不仅很少受到旧思想的影响，而且思想敏锐，追求进步，善于思考，勇于接受新知识、新思想。这一群体从它形成之日起，就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姿态和高昂的优患意识。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抱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信念，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关注着国内外政局的发展。他们渴望国家的独立、富强,人民的自由、幸福，为此他们义无反顾地投人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潮中，从此，他们的命运就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山西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在实际斗争中，他们以自身特有的品质，责无旁贷地担负起近代以来山西学生运动的领导责任，在山西省青年运动史上留下了闪光的一页。